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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木哈木

时间:2003-12-28 阅读3361次

 

 

张伯笠

一进北京市区,我让出租汽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广场。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和自豪感在我心头蔓延……
选自《报告文学》1987年第1期。有删节。



拜拜,北京!拜拜了,我的媳妇、闺女!
坐飞机出国,够刺激吧?可我是出劳务,说白了就是到外国干活,为国家挣钱。
临上飞机前,我那口子还当着众人亲了我一口,两只眼睛哭得像红灯笼,就好像我再也回不来了。
我在巴格达机场下飞机后,坐了六个小时的汽车,来到了我们参加施工的摩苏尔水坝工地。摩苏尔水坝就在底格里斯河中游的一个天然回弯的地方。
摩苏尔水坝是吉摩德跨国公司承揽的工程,这里有德国人、美国人、日本人、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和泰国人。中国土木工程公司的头头把我和边永宽、姜桂玉、刘尔源分配到美国尤可力跨国公司吉摩德修配厂尤可力底盘车间。头头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讲了一大套注意事项。无非是要和外国人搞好关系,不要干丧失国格人格的事等等。
还是说我们吧。我们四个人一进修理车间,还真吓了一大跳——尤可力自动翻斗车还真够个儿,甭说别的,光车轱辘就二米五高,站在汽车驾驶台的踏板上就可以登上二层楼。看着这庞然大物,我心里还真发毛。这么大的车,甭说修,连见都没见过!
我们车间除了四名美国人外,还有一百多名印度、巴基斯坦和老挝的劳务工人,刚开始,我们本着善良和友爱的愿望,想同各国的工人友好相处,但渐渐地,我发现:这里小瞧我们中国工人。
总工长是个印度人,叫维坚;副总工长是巴基斯坦人。这两个家伙一直不给我们分配修理工作,尽让我们干杂活。尤其是维坚,他干完活,扔了满地棉纱后就抱着肩膀,摸着满脸络腮胡子嚷:“China——扫地去!China——倒垃圾!”
“China?”英语我一句听不懂,咱哈尔滨当时尽学俄语,哪知道这“查依那”是啥呀!我去问翻译同志,翻译告诉我:China是英语——中国!
中国?!我当时只觉得头嗡的一下子,两眼直冒金花。维坚这个王八蛋,他刚才是说——中国,扫地去!中国,倒垃圾!我火冒三丈,拳头攥得格格响,我真恨不得一拳把维坚的脑袋敲碎!在国内,我从来没有想到祖国怎么样,这是我活了35岁第一次和祖国联系在一起,我卞玉玺这一百多斤值不了几个钱,可是祖国啊,我怎么能在这儿给您丢人现眼!
不过,话说回来,咱们国家不正之风很严重,在出国劳务人员的挑选上不是看技术,而是看有没有后台,这就很难保证出国劳务人员的技术素质。外国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,所以,在摩苏尔水坝,脏活累活都让我们中国人干,技术活和轻巧活都是他们外国人干。咱们出劳务的同志多数不会英语,这就吃了不少亏。一次,一个中国司机开车取料,料厂老板同他比划了半天他也没听明白到哪去装货,料厂老板一气之下,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带回来了。这个司机回驻地把纸条交给德国经理,那个德国经理看完后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。原来,那纸条上用英文写着:他是个笨猪,你下次不要让他来领料了!当这个司机知道了纸条上写的内容后,跑到底格里斯河边,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。他喊着:“祖国呀,我给你丢人哪!”要不是哥儿们把他拽回来,这个烈性汉子说不定要干出啥可怕的事。
我这个人怪就怪在这儿,与其生别人气,不如自个长志气,学外语!从那以后,我就让翻译把所有常用的技术用语和日常用语写在卡片上,然后用汉字标上发音。
我和边永宽、姜桂玉、刘尔源四人规定谁也不准拿老婆的信看个没完,每天除了工作,就是学外语。床头、墙上,到处贴满了英语单词卡片;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,早起、晚睡,多念、多练;英语、德语、斯里梵里语,天天像念经似的。学习真是个遭罪的事,腮帮子念得又酸又疼,嗓子也练肿了,打针消消炎,再练!还别说,两个月后,我们哥儿四个就可以用英语对话了。至于德语和斯里梵里语也能辨个差不离。
中国工人是最有潜力和创造力的,但是中国工人往往在缺乏信心的情况下,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。我心里有气,气鼓得足,信心也足。语言关过去了不是目的,我的目的是要在技术上超过外国人!让他们看一看,中国人是不容小看的!



在吉摩德跨国公司尤可力修配厂,在这个各国激烈争信誉、争市场、争地盘的世界里,技术保密得像一堵坚固的围墙,这技术关比语言关更难突破。工作时,一到拆装关键部位时,印度人总是先把我们中国工人支走,等我们干杂活回来,他们该装的装了,该卸的卸了。这没啥了不起,关键是尤可力车我们没修过。从这以后,他们外国人拆装关键部位时,我们就躲在一旁边干活边留心瞄着,记在心上。上班前和下班后,我悄悄地到车间测数据,把尤可力汽车的图纸和数据背得滚瓜烂熟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,我们完全掌握了尤可力汽车的构造和性能,同时能熟练地使用英制四分尺和各种表。
有一次,维坚又让我们给他扫地,老边再也忍不住了,一把抓住他的胳膊:“地是你干活弄脏的,凭什么让我们扫?”我在一旁抱着肩膀敲边鼓:“维坚先生,请记住,我们和你一样,是技术工人!”维坚一看我们的架式,怕挨揍,屁滚尿流地找美国经理告状去了。
不一会儿,美国经理吉姆·布朗怒气冲冲地走进车间,他指责我们说:“让你们干活为什么不干?”我用英语回答说:“经理先生,中国工人从来不偷懒,刚才的事责任不在我们。维坚先生分活不均,他从来不让我们修车,却无礼让我们扫垃圾。我们是修理工,并不是贵公司聘来的扫地工!”
吉姆·布朗听后火冒三丈,他瞪圆蓝眼珠对维坚嚷:“是你分配活不均,你如果再这样做我就开除你!”说完扔下维坚,扬长而去。
维坚无奈,但又不甘心,他眼珠转了转,阴阳怪气地对我说:“卞先生,如果你非要修车,那就请把这台车的减速器装上吧!”
我们终于争得了一次修车的机会。按尤可力公司规定,减速器间隙必须在三至十英丝之间,维坚安装时,也只敢调到八英丝。我知道维坚是想让我们丢丢丑,但他想错了!我对老边说:“边师傅,咱们争口气,让老外看看查依那(中国)的技术!”我大胆地把间隙调到了四英丝。
车修完了,维坚又来找麻烦。他坚持让我们卸下来给他看看。这小子欺人太甚!我就是不卸。他无奈又把吉姆·布朗经理找来了。
吉姆又像个胖鸭子似地跑来:“你们为什么不听工长的话?我要解雇你们!”
我沉着地说:“吉姆先生,我们把车修好了,完全符合贵公司的技术要求,并不存在什么不听话问题。”
吉姆·布朗怀疑地看了看我们,把工程师门德尔叫来了,然后命令我们把减速器卸下来。
门德尔工程师量完间隙后,高兴地伸出了大拇指说:“OK!OK!再也没有比这更漂亮的技术了!”
吉姆·布朗经理也很高兴,他友好地和我握握手,然后对维坚说:“中国工人有很好的技术,以后他们修车你就不用管了!”
带着胜利的喜悦,我们跑到底格里斯河边。时值盛夏,温度高达五十多摄氏度。荒原的野草、野花全部枯干了,这哪能和我们家乡比哩!哈尔滨,我们的哈尔滨这会儿正是迷人的夏天,真想家呀!在家时,总觉得家乡这也不好,那也不好,可一到了异国他乡,家乡的一切都是那样使人眷恋难忘。
突然,老边快活地喊起来:“快看,那儿有花!”我没好气地说:“石头都烤得快能蹦出小鸡崽了,哪来的花哟!”
老边来犟劲了:“我这么大年龄和你们年轻人开啥玩笑!”我顺老边手指的方向一看,奇了,还真有一簇野花,开得鲜嫩鲜嫩的。我跑过去,扑下身,越看越喜欢,挺拔的枝芽长满了刺,小小的花朵迎着烈日不屈地开放,深深地扎根在滚烫的沙砾里!从此后,我就喜欢上这小花了。每天都要跑到山上采一簇,插在酒瓶子里,放在床头柜上。听一个业余诗人说,这花叫哈木哈木,它生命力极强,不怕狂风,不怕烈日,扎根石缝,不屈不挠!
啊,哈木哈木!我们难道就不能学哈木哈木的精神,在这异国的国土上扎根开花吗?



听说我们和维坚发生了几次冲突,中方一位小头头找到我们。他迈着鸭子步,扯着公鸡嗓对我们说:“你们要和外国人搞好关系,否则你们被解雇了,飞机票自己掏腰包买!”我问:“你说该咋搞好关系?”他说:“骂不还口!”我问:“那打呢?”他把眼珠一瞪:“打不还手!”我当时就火了:“放屁!这不是鸦片战争那时候了!靠忍耐而不靠技术,那你永远是洋人的三孙子!”我真替这样的人脸红!这小子在国内没轮到他出国时他瞎嚷嚷:“妈的,真邪门,咱们共产党员咋能给资本家当劳工呢!”可他出国后狗屁不懂,却当上了中方营地经理,又整天嚷嚷:“瞧人家外国,厕所都是塑料的!”一见到外国经理,他“哈罗哈罗”地像个大虾米,一见到同胞他把腰板拔得溜直!在国内,人们都习惯了,何必去得罪这样的人呢?可这是在国外,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保持我们祖国的尊严,不允许别人去亵渎她!
没几天,我又和维坚发生了冲突。
维坚带着四个人加班,在换一台尤可力汽车的中心牵引轴碗,从早晨修到第二天中午,中心牵引“销子”就是拿不下来,我和老边、老姜在一旁看到了,差点笑岔气。他们用大锤打,用气焊割,啥招数都使了,就是拿不下来。看到我们在一旁笑,维坚火了:“你笑什么!”
我说:“我笑你无能!”
维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:“你敢嘲笑总工长,我解雇你!”
我平静地说:“你没那么大权力!”
维坚气坏了,跑去把美国经理找来了。吉姆·布朗对我说:“China卞,您能修好吗?您如果也修不好,就不要嘲笑别人!”
我说:“我们中国有句俗话,叫真金不怕火炼,你把车交给我,我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修好!”
吉姆·布朗经理说:“好,您来修,修不好,我就解雇您。修好了,给您五个加班,并且提拔您当工长!”
我和边永宽、姜桂玉仔细检查了汽车后,发现刹车刹得太死了,这样迫使销孔别住了“销子”。我上车后,前后动了动车身,然后松开手刹车,老边拿起大锤,只“当当”两下,眼看着“销子”往外跑。一百多外国工人都看傻眼了——他们干了一天一夜的活,我们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!
吉姆·布朗经理那阴沉的脸顿时笑成了开花馒头。他当众宣布:“China有绝招,以后凡是分配阀和牵引等技术强的细活都统统交给China干!”并当众给我们放假休息。
我们跑回营地,乐颠颠地去看“人民晚报”。因为《人民日报》到伊拉克后已经晚十几天了,所以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“人民晚报”。在国内我从来都不看报纸,可到国外后,一天不看都憋得难受。我还没看完,老边就跑来说:“小卞,快,快看电视去!打枪到关键时候了!”我们一进宿舍,电视屏幕上,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正一枪一枪打中靶心。
当电视机里公布了中国运动员许海峰拿走了23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时,我们中国营地炸锅了,人们笑啊哭啊,奔走相告,洗脸盆、饭盒扔得满院都是,连底格里斯河对岸欧洲营地的外国朋友也跑过来向我们祝贺。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奏响了,中国营地的全部劳务工人都庄严地站了起来,看着屏幕上升起的五星红旗。我早已过了爱激动的年龄,可看到五星红旗在洛杉矶上空升起来,泪水便流了出来。
晚上,我打开一瓶汾酒,和老边、老姜、小刘喝了个痛快。喝着喝着,我们四个全部大哭起来,边永宽都四十多岁了,一条硬汉子,200来斤的大块头,竟哭得唏溜唏溜的。他边哭边说:“你看人家许海峰,一枪就把国旗升起来了,咱不能像他那样把国旗升起来,可咱也不能给国旗捎色呀!将来回国,咱得能在老婆孩子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响,对儿子说:‘你老子没给咱国咱家丢人败兴!’”
许海峰这一枪,燃起了我心中腾腾燃烧的火焰,我当时把酒瓶子一摔:“别哭了!咱们是中国的男子汉,有泪回国跟老婆流去,咱们要抱成一团,争口气!等回国后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拍拍胸膛,大声喊他几句:‘China,我没给你丢脸!’”
生活是最好的老师,这半年多所经历的一切,使我们懂得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。咱们中国人太善良了,总是诚心诚意去和别人讲友谊,结果呢?他们反而认为我们是巴结他们。友谊啊,该咋建立呢?
一个休息日的下午,我们正在洗澡,总工长维坚亲自开着轿车来到中国营地找我。这小子一反常态,嬉皮笑脸,点头哈腰,还没说话就拿出皇冠牌香烟扔给我们一人一支。他红着脸,支支吾吾说明了原因。原来他们加班修车,从早上八点钟一直修到现在还没修好,交车时间快到了,再修不好,美国经理要大发雷霆的。看他那可怜相,我心里好气:维坚,你小子平时那傲慢劲儿哪去了?老姜在一旁敲边鼓说:“去可以,你得给我们记10个小时的加班。”
维坚想了想,一咬牙:“好吧。”
我们乘车到修配厂,原来他们在修理汽车的液压装置,修完后,汽车的方向盘却怎么也转不动。于是,我和姜桂玉师傅把图纸拿来,一边拆一边检查,最后发现他们换的机油散热器是新的,包装胶纸只撕掉一半,另一半还在孔上贴着,使油的冲击受到了阻塞。我们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拆装完毕。维坚很高兴,他说,我如果有权可以给你们更多的加班。吉姆·布朗当场宣布,以后由我们每人带几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泰国工人干活。
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,China的威信不断提高,中国工人愈来愈被各国工人了解和尊敬。我们四人都成了车间的小头头,一个人指导十几个外国人工作。我们从来不像外国人那样对待异国人。对他们技术上弄不通的地方,都是耐心指导,或者干脆自己修好,我们用技术,用中国人善良助人的品格对待各国工人。外国工人常常把他们分配的水果集中起来抱来给我们吃。
吉姆·布朗在他回国前,代表美国尤可力跨国公司,为他管辖的63名修理工人中的11人颁发了尤可力跨国公司工作证书和感谢信。印度42人中有6人获得证书,泰国14人中有1人获得证书,巴基斯坦3人1个证书也没得着,我们中国4个人全都获得了证书。



1985年8月,我的合同期满了,新任总经理贝克·米查尔先生一再找中方总代表交涉,要求我留下来,续上合同再干几年,我婉言谢绝了。我主意已定,我想念我的祖国,我们铁三局哈尔滨工程学校实习工厂需要我。
一天晚上,维坚开车来到中国营地,二话不说,把我像绑架似地推上轿车,拉到印度营地。我一下汽车,印度、巴基斯坦和泰国工人们把我拥进餐厅。
维坚端起酒杯说:“卞先生,我十分欣赏您的技术和工作态度,过去,是我不好,诚恳地希望您能原谅,我想,我们应该继续友好地合作下去。”
我说:“谢谢,维坚先生,谢谢您的好意,也谢谢您的盛情,但我要回国了,一定要回去的。”
维坚拉着我的手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:“您是不原谅我了?您要走就是不原谅我。”
我也被维坚那诚恳的心情打动了。我也跟他们说了我的心里话。我说:“维坚先生,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,所以您很难理解一个中国工人的心情,我们出国不光是为自己发财,而是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赚取外汇,我们国家还不很富,但我们每一个中国工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。正因为我的祖国还很穷,才更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。”我还给他们讲了一个发生在中国营地的故事:我们一个劳务工人,是个业余国画家,在这里画了许多画,他的中国山水画深受各国朋友的喜爱,卖了很多钱,也结交了许多德国、美国朋友。但很不幸,他得了肝癌。当时,吉摩德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执意让他到德国去治疗,他婉言谢绝了。他说:我要死在我的祖国。当飞机载着他飞进中国的蓝天时,他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,他让护送的医护人员扶起他,他要看长城啊!透过舷窗,看着蜿蜒雄伟的长城,他流着泪水吐出了他最后一句话:“长城……我回来了……”我的故事把在座的外国朋友都讲哭了。
维坚流着眼泪说:“卞先生,您有一个多么好的国家呀,中国人的心灵太美好了,我要把这个故事写信讲给我的妻子听……我现在才真正理解您,您回您的国家吧,等我休假时,一定要到您那可爱又神秘的国家看一看,看一看长城,看一看您的家乡哈尔滨。我真诚地想去看一看,去了解一下那不可思议的China先生们……”
1985年8月底,我和四十多名归国中国工人乘中国民航扑进了祖国的怀抱。
机场大厅外,到处是久别重逢的哭声和笑声,我扒拉开人群,终于找到了从哈尔滨来京接我的妻子,我一把把她抱在怀里。这回,倒是她不好意思了,只流泪。
一进北京市区,我让出租汽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广场。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和自豪感在我心头蔓延……

 

 
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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